杭州日报讯 他，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先驱，一生都奉献给了金石考古研究；他，对金石与六书造诣极深，凭借渊博学识和卓越成就，成为备受尊崇的金石学大师。提到马衡，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他故宫博物院院长、金石学家、考古学家的身份。在西泠印社百廿年历史长河中，马衡同样是无法被忽视的关键人物。他以独特经历、卓越成就和深刻理念，为西泠印社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西泠印社初创时，马衡便已名列社籍。当时社内物品和活动经费主要依靠社员及赞助人的无私捐赠，马衡积极响应，据《西泠印社小志》记载，1910年他一次性捐赠大洋50元，还捐赠了磬氏茶几四张、靠背一字椅八张、大方几桌一张、圆桌面一张。他的这种“无私捐赠”“爱社如家”的奉献精神，深深扎根于印社，成为一种优良传统，为西泠印社后续的建设与发展筑牢了根基。彼时，马衡已对金石与六书造诣极深，凭借渊博学识在金石研究领域崭露头角，也为他后续在西泠印社发挥重要作用奠定基础。

马衡在西泠印社初创期间，已结识吴昌硕，并与他成为忘年交。他们共同探讨古文字学、金石学，钻研书法与篆刻。受吴昌硕“提挈后学、共同进步”品格的影响，马衡也始终不遗余力地提携西泠印社社员。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，身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先驱的马衡担任古物馆副馆长，他举荐邀请王福庵、唐源邺等西泠印社社员负责钤拓工作，让他们的专长得以充分施展，也让更多人认识了篆刻艺术，了解了西泠印社，极大地提升了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力。

1927年吴昌硕先生辞世后，西泠印社社长之位空缺近20年。1947年重阳节，在印社补行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中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，凭借卓越的学术成就和艺术造诣，众望所归，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。马衡出任社长，为西泠印社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气象。他在金石考古领域成就斐然、威望极高，极大地提升了印社的学术地位。他身为西泠早期社员，有着浙江籍的地缘优势，书法篆刻技艺精湛，还担任国家级博物院要职，诸多优势集于一身，使得他出任社长实至名归，深受社员们的衷心拥戴。

作为篆刻家与印学理论家，马衡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。他强调刻印“重在印文”，认为一名合格的印人不仅要深入钻研古印，还应广泛涉猎一切金石文字。他提出“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，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”，精准地阐释了二者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。他还提醒印人，不可用粗劣的收藏印玷污古籍与书画名迹，印人应具备良好品德、丰富学识并遵循创作规律，将品德与学养视为立足艺术之林的关键。在创作风格上，他宗法秦汉，借鉴吴熙载、赵之谦，字法严谨，气韵醇厚，形成独特的学者印风，为后世印人指引了方向。西泠印社珍藏的唯一一件马衡篆书对联作品“暇日游近高山卌里殆遍，累年聚习见书万卷而赢”。这副对联所传达的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理念，正是马衡自身学术追求与人生态度的体现，也对印社社员的治学与创作理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在金石学领域，马衡堪称一代宗师。他所著的《中国金石学概要》是近代金石学的奠基之作，系统阐述了金石学的定义、范围、与史学的关系，提出研究方法及文物搜集、保存、流传的构想，构建起现代“中国金石学”的逻辑框架，让金石学从附庸、雅玩转变为独立学科。他注重实地考察，亲赴新郑、孟津考察铜器出土地，前往洛阳考察汉魏石经出土地，参与燕下都遗址发掘，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。而且他研究视角独特，聚焦权量度衡、诏版等中小件古器物用器，从音律角度研究度量衡，揭示出律度量衡四位一体的关系，拓展了金石学的研究视野。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和治学方法，为西泠印社的金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研究思路，激励着印社成员不断探索金石学的奥秘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抗战时期，为确保大量珍稀文物免遭兵燹之灾，马衡临危受命、力排众议，精心策划调度了故宫文物的南迁西运。在艰难险阻中，上万箱珍贵文物跨越千山万水，躲过日寇的掠夺与破坏，被完整保存下来。郭沫若称他为“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”，单霁翔称他为“捍卫国家宝藏、延续文化命脉而奋斗一生的守护者”，其功绩卓著，令人敬仰。而他对西泠印社的影响同样不可磨灭，从初创时期的物质支持，到发展过程中的人才培养、学术引领，再到担任社长后的整体发展推动，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，如同明亮的火炬，持续照亮着一代代西泠印社社员传承和发展文化的道路，给予后人不断前行的力量，让西泠印社在金石篆刻与文化传承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